本文為強國號發布的內容
作者：褚建勛、王晨陽、王喆
文章刊載于《中國科學院院刊》2023年第5期，“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發展實踐與探索”專題
黨的二十大報告設“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專章，開宗明義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報告將教育、科技、人才并列，形成“三位一體”的關系，并系統闡述了推進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戰略部署。這對構筑現代化建設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建設世界科學中心、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以下簡稱“世界三大中心”），是新時代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戰略布局的重要目標，也是我國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基礎的重要抓手。現階段，我國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頂尖科技人才培養、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建設、科技創新型領域企業培育、引進世界頂尖科技人才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和弱項。為此，我們旗幟鮮明地提出“國家有組織科研”（state-organized research，SOR）概念，希冀以此為抓手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轉移。
對于有組織科研，學界已有系列研究。基于前期對國家創新生態系統的研究，本文認為我國現在處于國家創新生態的中級階段。我國經濟和科技實力的提升，以及國家戰略需求的迫切性，需要以國家力量、國家意志開展?SOR，通過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集中攻關關鍵技術領域，提升研究型大學有組織科研水平，完善國家創新生態系統等措施，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轉移。當然，世界三大中心的轉移是以百年尺度來衡量的，需要教育、科技、人才各戰線幾代人的不懈奮斗，實現到?2035?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的發展目標。
1 國家創新生態系統“三階段”模式與實施國家有組織科研
國家創新生態系統包括國家系統和創新兩方面的內容；從哲學思想上看，其是德國古典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國家體制”和美籍奧地利裔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在某種意義上的綜合與提升。國家創新生態系統是一個國家為了促進技術創新而設定的一組制度或機構。提高國家創新系統運行效率的關鍵在于改進制度設置，積極推動適合創新的政策供給，促進國家創新生態系統各構成要素之間的互動和反饋，提升學習新技術的國家制度及其激勵機制和能力。國家創新生態系統最重要的載體是相互作用的網絡或系統，其目標是促進資源在各主體間的合理、高效分布。政產學研是我國創新生態系統的主要構成要素。
1.1 國家創新生態系統“三階段”模式
本課題組從復雜性科學維度認為，國家創新生態系統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內在機制的作用下不斷進行自我學習和系統演化，具有“三階段”模式動態演化特征（圖1）。
圖 1 國家創新生態系統“三階段”模式動態演化
A?階段（低級）：自發市場行為階段。在此階段，受市場機制作用的影響，由創新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自發形成產學研合作機制。在國家創新生態系統尚不成熟的時候，產學研由一種自下而上的被動需求拉動，逐步形成零散的產學研合作模式。在此階段，大學、科研院所向創新企業轉讓技術，企業委托大學、科研院所進行技術開發，但并不能形成有序的復雜系統，政府超脫于具體合作關系之外。該階段的科技創新通常缺乏國內外競爭力，國家創新政策也通常不夠完善。
B?階段（中級）：強勢政府行為階段。隨著國家綜合實力增強，政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初步建立；為了應對國外技術競爭，尤其是關乎國家安全的關鍵核心技術的競爭，有必要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國家創新生態系統。這是因為技術創新擴散的成熟體制尚未形成，而政府主導推動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是最為直接、高效的方式。在此階段，政府處于國家創新生態系統核心位置的同時，也在發揮著較強的紐帶作用，挾帶著大學、科研院所、創新企業等主體形成三螺旋結構；一大批重點科技項目、工程、大科學裝置及國家整體創新資源布局等都要依托國家力量推進，政府在創新體系中處于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
C?階段（高級）：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創新自由階段。隨著國家創新體系日臻成熟，國家科技實力不斷提升，創新政策環境日趨完善，國家創新生態系統三螺旋結構不斷上升，政府直接介入創新實體的行為逐漸減少，更多轉為對國家中長期科技創新的戰略規劃；而科技創新型企業、大學與科研院所等機構的主體功能更為強大，具有更為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各類各層級科技人才的內育外引能力不斷增強，培育出較為成熟的市場主導平臺，從而達到新一輪“自由王國”的國家創新生態系統運作狀態。
根據當前的初步判斷，我國處于國家創新生態系統的?B?階段（中級）。我國創新生態系統現狀、科技實力和滿足國家戰略需求的矛盾關系，意味著需要通過國家主導的?SOR?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最終實現從?B?階段向?C?階段的躍遷。
1.2 科學研究模式變遷：國家有組織科研的內涵與意義
從科學發展史看，科學和科學家最早出現于古希臘時期，彼時科學活動多由興趣驅動開展自由探索。自近代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科學與技術的不斷融合，以及科學活動本身復雜性的加深，科研活動的有組織性不斷加強。二戰期間，美國“曼哈頓計劃”實現了集科學、軍事、工業于一體的有組織大科學計劃。1945?年，美國發布了《科學：無盡的前沿》（“布什報告”）創立了國家資助科研模式，深刻影響了世界各國的科技政策。此后，美國的“阿波羅計劃”，我國的“兩彈一星”工程、載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歐盟“伽利略計劃”“地平線計劃”等，均是?SOR?的生動體現。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各學科領域科學活動的深度交叉融合和應用指向，各國不斷加強對科學研究的方向引導、布局統籌和重點資助，科研活動更多展現出面向國家戰略需求和產業技術發展前沿，具有戰略性、導向性的?SOR?模式。
SOR?指以國家行為推動科技研究選題、研究工具手段、研究過程和研究協同創新方面體現國家意志，凝聚國家力量。SOR?有助于確保我國科技創新的前瞻性、獨創性、系統性和戰略性，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SOR?是科研活動由自由探索向有組織活動演化的新階段，并不意味著排斥自由探索；相反，在?SOR?模式下，自由探索具有巨大價值和施展空間。一方面，科學研究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意味著過度組織化和自由化都不利于國家戰略的實現。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領域，急需科研人員圍繞國家戰略需求，瞄準科技前沿，以強烈的探索精神勇闖無人區（以“兩彈一星”工程為案例，極富探索和創新精神的“于敏構型”對實現?SOR?的目標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通過?SOR?重點資助前沿領域和冷門絕學，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科研人員在相關領域的自由探索。
2 世界三大中心“百年易主”歷史趨勢與中國機遇
2.1 世界三大中心“百年易主”的歷史趨勢
世界三大中心基本上是同構的，應將其放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戰略視域中予以統籌考慮。
世界科學中心。一般認為，當一個國家在特定時間段內的科學成果總數超過世界同期總數的25%，該國就是世界科學中心。世界科學中心擁有世界一流的戰略科學家和創新團隊，擁有世界一流的高校、科研機構和學科體系，擁有世界領先的大科學裝置和基礎科研平臺，具有較強的重大原創成果或前沿基礎的產出能力，擁有一批世界領軍型企業和較強的產業原始創新能力，以及具有國際化創新生態網絡。
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處于全球教育體系的中心位置，是具有強大的世界影響力乃至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典范的高等教育體系聚集地，集中表現為以科技成果、高水平人才產出和教育制度創新。
世界人才中心。對于世界人才中心的判定，主要看世界一流學者和優秀（留）學生的集聚度，集聚度最高的國家就是世界人才中心。
如表?1?所示，從意大利至美國，世界三大中心轉移具有“百年易主”的大致趨勢。未來，世界三大中心可能會形成多中心并存、綜合中心與學科專業中心并舉的格局。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和國家高度重視，我國面臨著建設世界三大中心的寶貴機遇。
2.2 中國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轉移的可能性
根據世界三大中心的典型特征，對比分析全球主要創新型國家相關指標，剖析現階段我國建設世界三大中心的困難與機遇。
2.2.1 頂尖科研機構和研究型大學近年競爭力明顯增強
從國家整體排名看，中國自然指數（Nature Index）得分僅次于美國，且在前?10?名國家中增幅最大。中國和美國以絕對優勢領先居第一集團，德國、英國、日本等國屬第二集團。在全球基礎科學研究領域，我國正成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科研大國。
從頂尖科研機構看，2022?自然指數年度榜單顯示，中國共有?26?家機構躋身全球前?100?名，中國科學院位居全球科研機構綜合排名第?1?名，繼續超過美國哈佛大學、德國馬普學會、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等世界頂尖科研機構。
從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看，2019—2023?年，中國進入世界前?100?名的高校由?6?所增加至?12?所，整體排名也迅速上漲：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躋身世界前?20?名，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躋身世界前?50?名，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進入全球?100?強腰部位置，南京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躋身百強（表?2）。
2023?年，我國高校躋身世界前?100?的數量超過英國、德國，但與美國相比差距明顯（表?3）。此外，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排名與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等英美強校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
從學科實力來看，2023?年?1?月發布的?ESI（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數據表明，中國高校進入全球前?1%?的學科達?2?054?個，新增?54?個；進入全球前?0.1%?的學科達?243?個，新增?5?個。同時，我國在化學工程、冶金工程、儀器儀表、航空航天工程等領域已具備學科優勢。在化學工程領域，中國高校占據了世界前?10?強的一半；在冶進工程領域，占比接近40%；在儀器科學領域，幾乎包攬全球前?10；在航空航天工程領域前?100?名中的占比接近?25%。但在世界一流學科方面，我國與美國等高等教育強國依然存在明顯差距。我國高校優勢學科數量整體仍遠低于美國和英國，且無一門學科排名世界第?1，而美英分別有?26?個和?15?個學科排名世界第?1（表?4）。
2.2.2 科研實力明顯提升，但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存在較大差距
我國整體科研實力明顯提升，在高質量論文和專利產出躋身世界第一梯隊，但與美國仍有較大差距。2021?年，我國在世界?18?種頂尖科技期刊（2021?年被引次數超過?10?萬次且影響因子超過?30）發文?2?045?篇，占世界同期的?6.37%，繼續位居世界第?2?名，但與美國仍有近?1?倍的差距。2011—2021?年，我國產出?1?808?篇熱點論文（被引用次數達本學科前?0.1%），占世界總量的?41.7%，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1；產出高被引論文?4.99?萬篇（被引用次數達本學科前?1%），但相比美國的?7.85?萬篇仍有較大差距。在?Science、Nature、Cell?發文方面，我國與美國在量和質方面的差距均在快速縮小，但“質的距離”仍然較大。我國?PCT（《專利合作條約》）專利申請量已穩居世界第?1，2013—2020?年均增長率高達?29.93%，在專利申請量和增速方面都遠超美國、英國、法國等主要創新型國家（表?5）。
但我國每萬名企業研究人員擁有的?PCT?專利不足?500?件，三方專利數量更是不足美國、日本的?20%。我國在知識產權方面也存在巨大逆差，2021?年我國國際收支口徑的知識產權使用費服務貿易收入?760?億元人民幣，支出?3?023?億元人民幣，逆差高達?2?263?億元人民幣。
我國在基礎研究投入強度與主要創新型國家仍差距較大。2021?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比重為?6.09%，而美國、英國、法國在該方面的占比分別為?16.44%、18.28%、22.67%，韓國也達到了?14.67%。2021?年，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強度僅為?0.12%，而美國、英國、法國、韓國分別為?0.50%、0.32%、0.50%、0.68%。
在大科學裝置方面，我國大科學裝置雖已形成集聚效應，但與美國相比差距較大。截至?2020?年，我國已建成?22?個大科學裝置，北京、上海、合肥等城市大科學裝置集聚效應明顯。而美國在高能物理、核物理、天文、能源、納米科技、生態環境、信息科技等領域布局了一批性能領先的大科學裝置，據統計約有?60?個。與美國相比，我國大科學裝置的數量還存在差距，且存在擁有世界領先甚至獨創/獨有的大科學裝置數量不多、依托大科學裝置的建制化研究不多、國際合作度不高等問題。
2.2.3 人才資源總量雄厚，但缺乏頂尖團隊，創新生態體系不完善
截至?2022?年，我國人才資源總量達?2.2?億人，研發人員總量超過?600?萬人年，多年保持世界首位。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位居第?11?位，成功躋身創新型國家行列。但我國仍然缺乏世界頂尖的戰略科學家和創新團隊，創新生態體系熱仍不完善。例如，諾貝爾科學獎、菲爾茲獎、圖靈獎等獎項的獲獎人數與我國人才資源總量極不相稱。在諾貝爾科學獎方面，以?2021?年為統計口徑，我國本土獲獎科學家僅屠呦呦?1?人，每千萬人口得獎比例僅為?0.71%；而美國為?377?人、英國為?130?人、德國為?108?人，每?1?000?萬人口得獎比例分別為?11.54%、19.53%、13.12%；同處東亞的日本相關諾貝爾獎獲獎人數28 人，每千萬人口得獎比例為?2.20%；而瑞典、瑞士等國家的獲獎人數均超過?25?人，每千萬人口得獎比例超過?25%。此外，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20）顯示，我國營商環境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91?位躍升到?2020?年的第?31?位，但仍低于韓國、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2020?年我國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達?10.56%，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30%的水平?。
3 以“國家有組織科研”統籌建設世界三大中心的若干舉措
3.1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化布局，塑造國際競爭“非對稱”優勢
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是建設科技強國的“國家隊”、保障國家安全的“壓艙石”、引領前沿探索的“啟明星”、培育新興產業的“播種機”。
本課題組提出?4?條建議：
以頂層設計系統謀劃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體系化布局。建議探索成立在中央科技委員會統一領導下，由頂尖戰略科學家技術抓總，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科研院所等參與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顧問委員會。從國家層面牽頭設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化布局的路線圖和施工表，高水平前瞻謀劃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布局。
加快推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加快推進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大力支持上海張江、安徽合肥、北京懷柔、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打造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
適度超前推動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支撐我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夯實國家科技創新的基礎性、戰略性平臺基礎，搶占事關長遠和全局的科技戰略制高點，完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運行、評價的全周期管理機制，推動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開放共享，為核心技術攻關和產業創新發展提供支撐。
試點先行，探索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化布局的最佳實踐。借鑒我國創辦經濟特區的經驗，支持國家實驗室在政策和體制機制上探索成為“科技創新特區”，探索新型舉國體制下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管理體制、考核評價機制、科研創新模式、激勵分配機制、人才政策、平臺建設等方面的鮮明優勢，總結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服務“四個面向”實踐中的成功經驗。
3.2 設立國家戰略性科技選題，實行全球范圍“揭榜掛帥”制度
通過?SOR，加強我國科技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前瞻判斷和頂層設計，從國內外遴選出一批具有世界頂尖水平的科學家，集中設榜一批體現“四個面向”、關乎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重大選題。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發展戰略和科技基礎，形成一批富有前瞻性、獨創性、系統性和戰略性的問題域和問題集，支持一批周期長、風險大、難度高、前景好的戰略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抓系統布局、系統組織、跨界集成，引導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創新型領軍企業等科技創新力量，圍繞解決制約國家安全和發展的相關選題“揭榜掛帥”“賽馬”，實施重大科技任務協同攻關，確定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通過實施?SOR，統籌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工作實現前沿交叉融合，實現科學、基礎、工程的融通，形成面向未來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優勢。以國家意志和國家能力解決制約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和產學研轉化的深層次、原理性和機理性問題，實現“國家立題、企業出題、研究型大學和科研組織答題、市場和其他組織閱卷”的協同創新體系高效運作。
3.3 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加快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創新能力
建設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需要整體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創新能力，充分發揮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軍作用。
本課題組提出?3?條建議：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應跳出“四唯”“五唯”和學科評估的窠臼，堅持“四個面向”，開展有組織、有設計、可閉環、可復制的科研。
凝心聚力建設高水平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加速構建以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省部級重點實驗室為主體的特色鮮明、交叉融合、開放共享的科技創新平臺體系，積極探索平臺建設體制機制和運行管理模式創新，探索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高校內部運行管理模式。
推動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資源共享，推進高校科研成果轉化，構建全鏈條科研育人體系，實現科學研究、平臺建設、人才培養、管理運行、社會服務等全方位的協調發展。
3.4 完善人才政策體系，堅持自主培養和積極引進人才相結合
我國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看帽子”“數文章”“拼職稱”“卡年齡”及其帶來的“拼關系”“搞運作”“比頭銜”等問題較為明顯。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為了提升國際排名，導致惡性競爭的“人才大戰”和“人才東南飛”，這是“存量”轉移，而非“增量”提升。此外，我國人才政策對國家頂尖戰略科學家和創新團隊的吸引力仍不足，全球各領域前百位的頂尖人才在華發展的實屬鳳毛麟角。
本課題組提出?4?條建議：
建立戰略科技人才培養、引進機制，探索“舉薦制”“生涯制”。打破單一、線性的人才評價體系，改變傳統的以項目定人，以職稱、頭銜定項目的辦法；實行按科研方向選人，以人定項目，向科研人員充分放權賦能；面向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優秀青年人才、非共識人才等，實施一批前瞻性、儲備性的重大科技項目，助其實現自主選題、自由探索、自主創新。
努力將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教育打造成中國高等教育的金字招牌。高質量推進新工科和卓越工程師培育項目，提升我國高校對?STEM?領域高水平留學生的吸引力。
強化理實交融，在應用中發掘和培養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人才。通過實施?SOR，鍛造出一批包括首席科學家、總師、科研骨干、青年才俊和研究生在內的人才梯隊和人才群體。
構建開放創新生態，參與全球科技治理。主動設計和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設立面向全球的科學研究基金，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充分賦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培養、引進世界頂尖人才的自主權，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助力我國建設世界三大中心。
褚建勛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計算社會科學與融媒體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科學傳播研究中心前沿科普首席專家。主要研究領域：國家創新生態系統、科學傳播、科技人才政策、STS等及其與大數據分析、計算社會科學的交叉研究。
王 喆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計算社會科學與融媒體研究所科研助理。研究方向為：科技政策、科學哲學。
文章源自：褚建勛, 王晨陽, 王喆. 國家有組織科研：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轉移的中國創新生態系統探討. 中國科學院院刊, 2023, 38(5): 708-718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41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