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伊始，張柏春研究員高度評價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科技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接著，他介紹了14-17世紀世界科技的發展狀況，指出歐洲人在文藝復興、科技革命、地理大發現的影響下不斷解放思想，文化與科學呈現繁榮局面。與此同時，中國完成了幾次朝代更迭，科技上雖鮮有突破但也支撐了傳統農業社會的幾度繁盛。張柏春研究員指出，這一時期的地理大發現等活動促進了“知識的全球化”，歐洲和中國的傳統知識與科技成果得到了相互的交流傳播，西方哲人培根、伏爾泰等都曾毫不吝嗇地贊譽中國和中國科技。此時的中國與歐洲有著明顯的互補性，在科技、文化、經濟、社會等方面各有千秋。
進入17-18世紀，張柏春研究員認為，當時的中國人主要依賴傳教士了解世界，學者和皇帝都不想接受可能會沖擊中國傳統思想的西方文化，并拒絕了西方使團的通商請求，因而中國對歐洲先后發生的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幾乎一無所知。這種文化和經濟上的閉關鎖國使得中國逐漸落后于世界潮流。19世紀是科技與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美國、日本、德國等相繼崛起，走向現代化。此時的清朝雖然也曾開展自強運動，建立仿造歐美的“堅船利炮”的軍事工業，然而滿足于祖制，不了解西方工業社會，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方式，未能保障國家安全，更不能推動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面對工業文明，中國社會逐漸喪失競爭力。在此背景下，19世紀西方人對中國和中國科技的看法急轉直下，由正面贊譽轉向負面評價甚至完全否定。
張柏春研究員接著介紹了20世紀的中國開始勇猛跟進和迅速追趕西方，使得中國科技在戰亂與多變的環境中還能不斷得到發展。他指出，進入20世紀，世界各國政府都成了科技事業的建設者和推動者。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歷屆政府的推動下，科技成為中國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逐漸實現了現代科學的建制化，其追趕西方科技的步伐與進步也越來越大，到目前為止在個別科技領域甚或開始領跑世界。
講座結束前，張柏春研究員強調我們現在需要居安思危，應清醒地意識到較之于當年西方國家現代化，當今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條件則更為苛刻。在面臨著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沖突之時，如何尋找一個新模式在環境可承擔的范圍內可持續地發展經濟已成為重要命題。他認為，在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我國須著力抓好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關鍵環節——創新，重點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以及帶動新興產業的主導技術，同時，持續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不斷增強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推動我國盡早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育基金會）
